BOB半岛互动专区-搜狐新闻近来，醉驾、飙车致人死亡事件不断发生，引起的高度关注。社会各界都在动脑筋、想办法，最为关注的焦点为是否应该修改刑法BOB半岛，增加相关罪名，严惩肇事者。
近来严重交通事故频发，无辜路人死伤惨重，引发狂潮，立法严惩交通肇事似正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。
最新一期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以此为题请持不同观点者电视PK，主持人称此次辩论是最激烈的一次，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倒以为这是最一边倒的一次辩论，以理性自诩的轻刑论者BOB半岛，在满场“严惩”的呼声中显得笨嘴拙舌。
之所以会一边倒，首先与公众安全感的缺失有关。在越来越拥挤的城市环境中，危险驾驶伤害的对象永远都是不特定的人群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的目标，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，而且即使是开车一族也不可能躲开危险驾驶可能造成的伤害。这也就是“严惩”的基础。
那么严惩交通肇事要不要立法呢？我认为是需要的。有人说严重的交通肇事可以直接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如果硬要如此说也能说得过去，但有些牵强。首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立法本意并不包括交通肇事，硬把交通肇事纳入进去，其实质就是扩大了罪名涵盖的范围，这需要新的司法解释给予确认，而司法解释也是立法的一种形式。
在交通肇事的潮中，人们普遍对司法机关表现出了不满。判重了，就如成都案，当事人被判死刑，有就说法院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；判轻了，就如杭州飙车案，当事人被判3年，又有说司法、罔顾人命。法院在的左右下差不多里外不是人。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本身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性；另一方面，从专业的角度来看，同案不同判这又说明了我们司法本身的不确定性。人们把两案拿出来对比，就说明两案确有相似之处，但是两案所定的罪名不同，判决结果更是天差地别。这司法又该做何解释呢？我们不能总拿司法是一种专业判断，外行人不懂法来说事，毕竟法官不是医生，司法不能神秘主义。
就交通肇事来说，司法不确定并不是说法官如何如何，而确实是法律本身的问题。有的法官愿意对危害公共安全做扩大解释，有的法官认为不合适，这都没有错，对此不也一样争论不休吗？我们怎么能要求法官的看法就是一致的呢？而且即使做了扩大的解释也是具体个案具体分析，对危险驾驶这一行为并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，解决不了当前越来越严重的危险驾驶问题。
我们说司法应该体现，对那些反映强烈的案件，司法是应该有所作为，但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BOB半岛，一个司法判例解决不了所有交通肇事案引发的民愤。要回应只有通过立法，立法才是人志真正的体现，如果在现实的语境下要求严惩交通肇事，那我们就应该通过权力机关启动法律修改程序。而司法只能通过严格的依法办案来达到体现的最终目的。
当然了，修改法律肯定不是说说那么容易，它有复杂的程序，要经过辩论，要经过一轮轮的审议，不可能马上实现。而面对一桩又一桩的交通肇事惨案，面对沸腾的民声，司法就真的无所作为了吗？当然也不是，司法解释———另一种立法的形式，是司法可以做到的回应，通过司法解释来统一相关的司法审判，是一种高效且有利于司法统一的好办法。
但是，悲情意识不能代替理性意识。正如醉驾撞人不是新鲜事一样，在这场风波中，“修改法律论”再一次水涨船高。如果注意观察就会发现，每一次大的法律事件发生之后，总会冒出一股“法律不完善、立法应修改”之类的论调。
当然，笔者并不怀疑，有一些领域确实存在立法空白，有必要立法予以调整和规范。可是，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抛出“修改法律”的论调，不禁让人感到社会及有关媒体对法律事件的反思向度单一，欠缺深度及广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修改法律”就成为百试不爽的万金油。
几年前，北学院的周旺生教授在《论法之难行之源》一文中指出，“在已制定的400个法律中(经过清理，现行有效法律为231件)，司法机关经常据以办案的法律只有30余个，适用法律比较多一些的法院，所适用的法律一般也不超过50个”。周教授的具体数据未必可靠，但至少表明，现有法律的利用率不足，有很多被束之高阁。
周旺生教授的研究只是单纯从法律数量切入的，在笔者看来，即便是具体到某一法律条文，同样存在着适用不足的现象。
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其中的“危险方法”包含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所有方法。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，再增加一条“以危险驾车方法致人死亡罪”，不仅无助于震慑犯罪，还会造成法律条文间的冲突及混乱。
稳定性是法律的天生禀赋，惟有此，才足以让公民对未来形成预期，得以安排生活、作出计划。与稳定性相伴的，必然是滞后性，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万象相比，法律不可能作出同步调整，抑或是经过一系列严格复杂的立法程序修改后，新的社会变化又产生了。如此往复，法律总是追不上社会的变化。
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法律也具有弹性、开放性和前瞻性。这意味着法律在迅速变化着的社会关系面前，并非只能是毫无作为。在我国现行宪法框架下，司法机关应当结合新情况认真研究立法精神及法律条文，最大限度地提高现行法律的效能。
当遭遇所谓“新问题”、“新类型案件”时，司法机关应仔细分析“新”的真伪性。对于确属新问题，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应当建议立法予以完善。对于一些由社会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虚假“新问题”，应当去伪存真，坚持依照现行法律作出裁断。
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，朝令夕改的也不可能是法律。对于社会热点问题，总是期待通过“修改法律”来解决，是不现实的。希望司法机关把现行法律用足用好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。